广州中院探索生态修复管理人制度；重庆首个《生态环境修复案件执行督促机制实施办法》发布；徐州市出台了《徐州市2020年生态修复工作计划》；广东省标准《城市河湖生态修复设计规程》(征求意见稿)发布......
 　　各地积极探索生态修复上层设计。
 　　厦门成立湿地保护中心，投入72亿，启动38个湿地保护和生态修复项目；山西将投入870多亿元修复汾河流域生态；秦皇岛北戴河启动入海河流生态修复工程......
 　　各地积极加入生态修复行列。
 　　南京市长江岸线生态修复取得显著成效；生态大数据技术助力内蒙古草原生态修复；嵊州市深入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显成效......
 　　各地积极投入生态修复工作。
 　　总投资1.5亿黑龙江百大项目宝清挠力河流域生态修复工程11月完工；东川区20.66亿元林业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将进入采购阶段；上航局中标山南市生态修复项目；湖南省资规院中标一生态修复项目；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中标武汉汉江湾生态修复项目......
 　　各地积极释放生态修复标的。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进行中，我国污染防治与生态修复也站在了平行的轨道上。或者可以说，近年来，在政策的积极引导下，生态修复行业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
 　　2020年全国人大代表就提出，有必要对《刑法》做出相应修改，根据情况判处承担修复生态环境、赔偿损失的责任。该观点认为，明确修复生态环境为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责任形式，是适应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特殊性需要。明确修复生态环境这一责任形式，是完善破坏环境资源犯罪责任体系的需要。
 　　当然，生态修复作为一个系统性工程，确实会受制于技术壁垒、资金壁垒以及资质壁垒等因素，目前我国生态修复行业拥有较强整体解决方案提供能力的以国企和上市企业为主。科研院所类机构，一般主要倾向于生态修复方面的技术咨询以及调查评估，业界研究型项目落地转化效率不算太高。
 　　这也正是目前生态修复领域面临的挑战，即对企业的综合实力要求高，技术研究能力要求高，全过程统筹能力要求也高，并且基本都要“量体裁衣”，这也就是生态修复工程日常强调的对症下药。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定调，树立“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要按照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及其内在规律，统筹考虑自然生态各要素、山上山下、地上地下、陆地海洋以及流域上下游，进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